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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安天下，德润人心，[54]习近平总书记也深刻认识到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对于治国理政的意义。

国家以市场经济的手段来实现资源的合理流动，避免对人民财富的过度分配，以立法的方式约束社会权保障的任意性。如果社会权设定的内容过多、标准过高，超出了国家和社会所能支付的范围，最终结果很可能是权利因无法实现而名存实亡。

传统的公民身份主要是一种法律-政治概念，而现代国家对社会成员负有的提供基本就业、福利和教育的义务，保障了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实现了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使得社会共同体中人人平等从一种神奇的谎言有可能变为现实。现行宪法不仅依据它的根本法地位，亦依据内容的权威性而获得至上性。1936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在第六章和第七章中规定了国民经济和教育诸项政策。然而观念并非脑中空想，其代表了制宪者对所处时代和国家未来方向的把握和规划，根本还在那个时代与社会。瑞典实施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政策，就是典型体现。

现行宪法序言可以被理解成对公民社会权所作的具有最高效力的宣示与论证。[60] 余少祥：社会法法域定位的偏失与理性回归，载《政法论坛》2015年第6期。私有财产履行社会义务的典型事例是基于环境保护、文物保护等目的对土地使用权的限制。

在1981年7月14日的决议[30]中以及在关于赠阅本义务的判决[31]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均认可了对履行社会义务的私有财产权主体提供调和的手段。不能否认，现代的法治国家不再单纯通过民主立法和受法律约束的行政行为单方面对公民采取强制措施，而是逐渐转向合作型法治国家(kooperativer Rechtsstaat)和协商式行政(konsensuales Verwaltungshandeln)。注释: [1]Vgl. BVerfGE 58, 300(336)。然而如果对私有财产权的限制构成现代意义上的征收，则应给予补偿。

[29] 与私有财产的征收类似，社会义务同样不得侵害私有财产的存续。在实施征收行为时，立法者和行政主体已经对彼此对立的法益进行了权衡，在确定补偿额度时，不应再次对各种利益进行权衡，否则在首要保障和次级保障问题上均应尊重立法者的活动空间，这会使私有财产权的价值保障功能被弱化。

然而如果仔细观察我国的宪法文本，不难发现较之于其他大部分基本权利，制宪者对私有财产权的规定至少存在两个独特之处：第一，在私有财产前有合法的三个字进行限定，即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二、社会义务与征收的区别 随着现代社会不断多元化和专业化，飞速发展的经济和科技往往使诸多问题愈发不可预见，国家面对这类问题经常不得不更多地介入公民的私有财产，例如用于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三、征收引发的补偿 (一)补偿制度的目的和作用 对私有财产的征收给予补偿的制度一方面体现了私有财产权的价值保障功能，使特别牺牲者在自由受到限制的同时不会导致财产价值蒙受损失，另一方面还发挥着财政警示作用，宪法确立补偿制度使得公权力在决定实施征收时必须考虑到伴随而来的财政压力，这一财政压力将使国家实施征收行为更为慎重。作为一项基本权利，私有财产权首先保障公民私有财产的存续，不具备宪法正当性的征收应被宪法所禁止，国家不得实施这类征收行为。

[7]张翔：《个人所得税作为财产权限制——基于基本权利教义学的初步考察》，《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若立法权衡结果不符合比例原则，则直接认定为违宪。参见姜昕：《比例原则释义学结构构建及反思》，《法律科学》2008年第5期。

换言之，与征收和补偿制度的唇齿条款类似，立法者必须明确规定存在调和的可能性，未规定国家可能负有调和义务的条款同样违反宪法。照此，立法者没有义务首先选择物质调和以外的手段，其享有较为广泛的决策空间，甚至私有财产权主体均应享有一定程度的选择权。

对于其他基本权利的限制只要具有宪法正当性，国家均无需对基本权利主体给予补偿。[33]但笔者认为，与征收不同，基于履行社会义务而引发的调和是立法者无法预见的例外情形，立法者无法预先知晓个案的进展，进而无法预测何时会引发调和。

第一，立法者在形成私有财产权的内涵和界定其边界时不得考虑个案，而应在规范层面公正权衡相关的公益与私益。考虑到限制财产使用等各种社会义务形式通常属于上文提及的无法按照市场价格进行评估的情形，因此只得在个案中通过权衡各方利益确定调和额度。照此，社会义务及其调和制度可能一共包含了四次法益权衡过程。[21]在这一现代治理模式中，公权力与公民之间的地位愈发平等。《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审议情况的报告》，2004年3月15日。虽然这不仅会使行政主体的裁量空间被限缩，而且会导致立法者的活动空间在很大程度上不复存在，但如果认可补偿额度应在权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加以确定，那么会导致不止一次的认可立法者的活动空间。

表面看来，该说似乎终结了社会义务与征收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的理论难题，然而在仔细思考后不难发现，既然征收以外的限制私有财产权的全部行为均应落入对内涵和边界的确定，那么后者不仅涵盖对私有财产权主体权利和义务规定的所有法律规范，而且还应包括在个案中对这类规范的执行。[38]可见，与针对财产征收而确立的补偿制度不同，基于履行社会义务而引发的各种调和手段并非体现为一种对等的关系，损失和调和并不相当于给付和对价给付，不涉及私有财产权的价值保障功能。

然而这并非将提高公众接受度视为补偿制度作用的理由。可见，将社会义务之调和与财产征收之补偿两种制度合二为一并不具备合理性。

而在对私有财产权征收的问题上，无论是德国《基本法》还是我国宪法均设定了唇齿条款，即将征收与补偿制度相互勾连。张翔：《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

[6] 依据强度理论，社会义务与征收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当社会义务对私有财产权的限制达到一定程度时，即从社会义务过渡至征收。市场经济制度建立在公民个人创造力的基础之上，法律完善私有财产权的保障可以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即使在西方国家，私有财产权也不再像以往宪法本文表述的那样神圣不可侵犯。可见，分割说将征收视为在个案执行过程中对特定财产的具体介入并不合理，该说同样无法在形式上清晰划定社会义务和征收的界限。

在2001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又将征收的前提确定为存在获取财产(Gueterbeschaffung)的过程。依据现代意义上的财产权教义学，一般认为对私有财产权的限制只有两种形式：第一，基于私有财产权的社会义务对财产权内涵的形成和边界的界定。

即使基于平等原则，物质调和也不应全额弥补私有财产权主体的损失，否则对于同样履行这一社会义务而并未在个案中陷入危困状态的其他私有财产权主体而言将构成不平等对待，毕竟他们需要容忍这一社会义务而无法获得任何物质上的弥补。这一基于财产权的社会义务而引发的调和手段并不具备价值保障功能。

与对私有财产征收的补偿制度不同，宪法并未明确确立对履行社会义务的调和制度。文章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

(二)调和制度独立存在的必要性 有学者对认可社会义务调和制度提出质疑，认为这与针对征收而适用的特别牺牲理论并无区别，完全可以直接将这类因偏离正常流程而引发的非典型损害视为存在特别牺牲情形，进而将其纳入征收和补偿的范畴。[7]与此不同，财产权的社会义务原则上并不伴随着补偿。具体到个案中的补偿额度，法律可以给行政主体留出裁量空间。因此对于财产所有者而言，保障私有财产权不仅是对过去的认可，而且是对未来的激励。

强度说、分割说等理论均无法避免征收和社会义务在个案中相互转化，无法使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那一刻即能够将征收与社会义务进行区分，因此特别牺牲理论仍然应当作为划分标准发挥作用。[34]即使对于提供金钱给付的调和而言，调和与补偿在确定额度的标准方面也存在差异。

面对违宪的征收，财产权主体应当积极防御，宪法确立的补偿制度不允许其以换取金钱为目的接受违宪的征收。[24]补偿制度并不适合于发挥引导公民行为的作用，发挥这一作用的应当是税收等制度，国家的征税行为会接受纳税人的问责，而补偿制度并不会。

进入专题： 财产权 补偿制度 调和制度 。更何况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同样属于公共利益，如果这一公共利益也被纳入权衡，那么公权力将总能以减轻财政负担为由降低补偿标准，私有财产权的价值保障功能将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